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環境發生變化，認知也會出現不同。近現代以來，隨著東西方交流的頻繁，在我們吸取西方文明精髓時，不少東方文明也走進西方社會，但由于各自的文化環境大不相同，于是對同一件事的認知就難免出現差異，猶如橘與枳一般。

對于孔子與儒家，中國人往往從道德與禮儀層面去解釋，一直強調儒家的“仁”和“禮”，然而美國中小學歷史教課中的孔子與儒家，描述的重點卻與我們大不相同，可謂視角獨特，值得深思。

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從盤古開天辟地、三皇五帝開始談起，但西方至今還不承認夏朝的存在，因此美國中小學教科書中的中國歷史有些短，不是從夏朝開始，而是從商代開始，孔子是美國教科書提到的第一個中國人。西方歷來對孔子的評價非常高，美國19世紀詩人、哲學家、思想家愛默生說：“孔子是哲學上的華盛頓”，“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中心，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但在歷史教科書上，美國對孔子思想的解讀重點在于“秩序”。

孔子開辦私學、改組儒教（甲骨文中已有儒）、宣揚仁義等，滿身都是焦點話題，讓后人學習效仿，但美國歷史教科書中的孔子，側重點在于孔子當過魯國“司寇”的法官身份，把“司寇”直接譯成司法部長。所謂司寇，是中國古代主管刑獄的官名，始于西周中期，負責追捕盜賊和據法誅戮大臣等，公元前500年孔子升為魯國大司寇，七天之后就誅殺能言善辯、善于蠱惑人心的少正卯，還將其曝尸三日，史書記載之后“魯國大治”。

除此之外，美國歷史教科書中還注重孔子“五常”，即仁、義、禮、智、信，這一點上美國與我們理解得差不多。按照我們理解，每個人作為社會中的獨立個體，為了自身發展與社會進步，應該擁有五種最基本的品格與德行。美國教科書中也差不多是這樣，不過美國的更明確一些，將五常歸納為兩個范疇，即在家庭里的品行與在社會里的品行。

也就是說，美國人眼里的孔子，仁義與禮法并不是最關鍵的，重點在于孔子思想中的“秩序”觀點，如何管理社會，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會秩序。在美國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就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孔子相信什么行動會帶給中國秩序？”

西方介紹中國古代文明對世界的貢獻時，往往喜歡強調器物層面的貢獻，發明了什么、創造了什么，鮮有談及中華文明思想對世界的影響。西方之所以這么說，既與他們重器物的文明屬性有關，也與他們的偏見和傲慢、或者是對中國文化不了解有關。但由于孔子與儒家思想一直占據主流，漢朝之后更是“獨尊儒術”，因此談及中國古代文化不可能繞過儒家，于是美國教科書中的儒家思想，也側重于他們更熟悉的更直觀的“秩序”方面。

美國歷史教科書認為基于儒家思想的“秩序”促進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持續穩定，是對人類社會的一個巨大貢獻。以中國古代王朝為例，打壓儒家的秦朝與元朝短暫而亡，而漢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尊崇儒家，從而實現了長期統治，這種王朝更迭現象反映儒家思想對社會穩定有序的貢獻。（下圖，西方人繪制的孔子像）

除了“秩序”之外，美國教科書中儒家的貢獻，還有一個重點是“文官考試制度”，改寫了歐洲近代選官方式。中國文官考試制度的出現非常艱難，春秋戰國時是“王侯將相真有種”，當時法家李悝、商鞅等改革，在貴族血統制上撕開了一個口子，后來陳勝吳廣宣告“王侯將相無種”時代的到來，又經過數百年的演化，其中曹操“唯才是舉”推動作用甚大，直到隋唐時形成科舉制，出現了正式的科舉考試制度，最終在宋朝時形成了一套穩定的文官考試制度。文官考試制度是中國儒家對世界的重大貢獻，也是古代中國一直強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而言之，對于儒家的介紹，美國歷史教科書中偏向于“秩序”，忽略了儒學傳統中的反省和思辨能力，儒學文明持續的創新力和創造力，儒家學說中的強大包容性（西方基督文化具有強大的排他性），儒家學說的道德觀——仁義等。不過，在談及中國古代哲學時，美國歷史教科書中將法家、儒家和道家稱為中國三大古代哲學，其中又將法家放在首位，原因在于法家思想中的“秩序”觀比儒家思想的更強。

盡管美國教科書中對孔子與儒家的介紹，有些以偏概全，但他們的視角卻并非沒有道理。近現代以來，隨著學者們對孔子與儒家的深入研究，發現儒家本身包含了濃厚的法家秩序思想，甚至可以說孔子是“法家先驅之一”。

子夏是孔子關門弟子，正宗的孔門十哲，但他教出的徒弟中有李悝、吳起等法家代表，其中李悝、吳起可以算是商鞅的老師；荀子是戰國大儒，但他最出名的徒弟是韓非子與李斯，其中韓非子是戰國法家的集大成者........為何戰國幾位法家巨擘的老師都是大儒？毋庸置疑，法家與儒家之間必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然不可能出現這種奇怪的現象。

其實很簡單，孟子說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而亂臣賊子之所以懼怕《春秋》，無疑不單純是因為《春秋》行褒貶之事，讓他們在史書上留下不好的名聲，更重要的是《春秋》教導我們，對于威脅國家安全穩定的亂臣賊子絕不可存有一念之仁，必須斬草除根，以絕后患。《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記載子夏說：“善持勢者，蚤絕奸之萌。”高明的政治家，連亂臣賊子禍亂的苗頭都會及時掐死。也就是說，孔子所著的《春秋》，相當于一本指導書，告訴后人應該以什么態度對待亂臣賊子，以韓非子、子夏、孟子等人解釋來看，孔子無疑是“殺氣騰騰”。至于孔子以什么理由殺人，當然是我們熟悉的“以禮殺人”，孔子希望恢復周禮，而周禮其實就是周朝管理天下秩序的制度。

近代名人郭沫若一語道破儒法關系，他說：“前期法家淵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禮制的一派。禮制與法制只是時代演進上的新舊名詞而已。”也就是說，孔子與儒家的“禮制”，法家的“法規”，本質上沒什么區別，只是隨著時代不同而從“禮”變成了“法”。美國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突出儒家秩序功能，其實側重的是儒門子夏一脈——重禮制。

關于美國人眼里的孔子地位，我們可以通過美國最高法院門楣上的雕像略見一二（見上圖，從左到右是孔子、摩西、古希臘的梭倫，排位讓筆者不太認同，無疑低估了孔子歷史地位，高抬了摩西的地位），將孔子像雕刻在美國最高法院門楣上，無疑認為孔子是秩序、律法的代表。誰能想到，在過去2000多年內一直是道德、仁義、重禮等化身的孔子，竟在大洋彼岸被視為法家先驅，儒法幾千年來的恩怨糾葛，看來只能是一筆糊涂賬了。

所謂“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對于中國的儒家文化，美國人“以偏概全”的重點吸取了秩序，將其糅合到他們的思想體系中去，并去完善他們的制度；而對于我們來說，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對儒家的認識，新穎獨特的角度，也可以讓我們更好的認識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