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目的就是要獲得關于自然的知識，只有認識自然，才能有效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為人類謀福利。——弗蘭西斯·培根
“知識就是力量”，我記得中學走廊的墻上就有這句名言，落款“培根”。全世界范圍內，在被各類學校選中裝裱上墻的名人名言中，“知識就是力量”的中選率估計會排名前三，八成高居榜首。
兩位培根：一脈相承
培根(Bacon)，是個能喚起食欲的姓氏，英文是“熏豬肉”的意思，培根的祖先會不會是做熏豬肉生意的呢?有這種可能性。可以確認的是，培根家族并沒有世世代代靠熏豬肉為生，后代中出了大思想家，還不止一位，有本文男主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以及《奧卡姆的威廉篇》中提到過的方濟各修會“三杰”之一的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1214-1293)。兩位培根都是英國人，他們的思想主張也極為相近。
早在13世紀的英國，羅吉爾·培根就大力倡導科學實驗。關于彩虹，亞里士多德認為那是太陽和星星之間的垂直線，塞涅卡稱之為神的笛杖。羅吉爾·培根對前輩大咖們的觀點不敢茍同，那不過是孩童的幻想，他需要更可靠的依據來證明。他用晶體做實驗，折射出七色光，于是得出了與前輩大咖們不同的結論。他認為彩虹是水汽反射太陽光形成的自然現象。還認為，人類通過實驗，還可以掌握制造彩虹的方法。這種標新立異，在中世紀背景下，可不會為天才的羅吉爾迎來贊譽，反而招來了牢獄之災。
羅吉爾·培根是個不幸的天才，他的不幸在于他有著遠超于他所處時代的超前思想，比同時代人更早地認識到實驗的重要性和科學的價值。兩百年后，他得到了應有的聲譽，15世紀成為母校牛津大學的驕傲。
三百年多后，弗蘭西斯·培根將羅吉爾·培根的經驗主義思想發揚光大，并創立了經驗論，成為近代哲學經驗論的開山鼻祖。馬克思稱其為“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羅素說他是“近代哲學歸納法的創始人和對科學程序進行邏輯組織的先行者。”
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出身英國貴族家庭，父親是伊麗莎白一世的掌璽大臣。培根從小接受良好教育，12歲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15歲畢業后到英國駐法國使館工作，后來回到英國學習法律，獲得了律師資格，年紀輕輕就躋身政界，23歲成為議員，做了艾塞克斯伯爵的顧問。此后出任過總檢察長，跟父親一樣做過掌璽大臣，57歲出任英格蘭大法官，兩年后獲封圣奧本子爵。
就在一切順風順水，處于權力的巔峰之時，培根被牽連進一樁受賄案。據羅素分析，這并不代表培根品行不端，他更大程度上是黨爭風波和政敵攻擊的受害者。但培根仍因此被剝奪了大法官的職位，被判入獄，仕途之路就此終結。
出獄后，培根遠離政治，不再為國王服務，轉而為真理服務。他埋頭科學實驗，撰寫哲學著作。他發現人類的思想世界一片混亂，要建構一個新的求知體系。他全情地投入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因在一次冷凍實驗中受了風寒，他不治身亡，終年65歲。
(弗蘭西斯·培根，維基百科)
“知識就是力量”是培根最有力的吶喊，也是近代科學理性沖破宗教矇昧的第一聲吶喊。培根主張摒棄繁瑣無用的神學證明，強調真正的知識應該從事實經驗出發。哲學的目的就是要獲得關于自然的知識。只有首先認識自然，才能有效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為人類謀福利。這就是“知識就是力量”的內涵。
弗蘭西斯·培根敲響了召集智者的大鐘，一種“解放的感覺……新的命運，在培根思想的觸動下，在那一代人中跳動著”，整個歐洲都響應他關于“擴大人類思想帝國邊疆”的呼吁。培根的腦海中常浮現這樣一幅圖景：一艘船穿過海格力斯之柱，駛入未知的海洋。柱上鐫刻著他最喜歡的格言——勇往直前，海闊天空!
經驗論vs唯理論：都將獲得真知視為最高目標
每個時代的哲學家都以追求真理性的知識為己任，只是向度各有不同。古希臘哲學向外，面向客觀世界，追尋世界的本原;中世紀哲學向內，聚焦人的主觀精神和生存狀態。近代哲學關注的既不是純粹的客觀世界，也不是純粹的主觀世界，而是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也就是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如果說古希臘哲學是一種本體論，中世紀哲學是一種生存論，近代哲學就是一種認識論。
經驗論和唯理論，是德國古典哲學之前，16-18世紀近代西方哲學的兩大流派。經驗論在英國發展，唯理論在歐洲大陸傳承。它們幾乎同時產生，既相互依存，又針鋒相對，最終都陷入了不同的理論困境。然而他們都將獲得真理性的知識視為最高目標，都是對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反叛和超越。
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們善于以理性論證來反駁他們的論敵。中世紀晚期，一些哲學家已經在考慮如何理解和支配自然。這是件棘手的事。你或許不以為然，這事簡單啊，數理化教材里可以找到答案。要知道，數理化教材里的概念和方法多是兩百年后才建立起來的。而中世紀的人們對自然的探索和利用還停留在煉金術和長生不老藥的小兒科階段。
要從信仰氛圍濃郁的文化環境中走出來，需要借助某種與信仰相反的力量，這就是懷疑。懷疑，成為近代西方哲學的重要工具，首先要摧毀舊的形而上學，才能重建新的知識論大廈，正所謂不破不立。無論是以培根為代表的英國“經驗論”，還是以笛卡兒為先導的歐洲大陸“唯理論”，都舉起了“懷疑”這把鐵榔頭，一錘錘砸向經院哲學的銅墻鐵壁，砸開了大豁口。
在對形而上學的經院哲學進行懷疑之后，經驗論和唯理論都轉向了“經驗”，以經驗為基礎尋求新的哲學出發點。不同之處在于，培根的經驗論從外在的感覺經驗出發，通過人的感官來感受客觀存在的具體事物;而笛卡兒的唯理論則從內在的經驗出發，即自我反省，包括對內在的心理活動、情感、欲望等進行反省。
這兩大學派以懷疑和經驗為基礎各自建立起哲學體系后，很快分道揚鑣。
經驗論，走上了運用歸納法獲得真知的道路。通過觀察自然現象，整理實驗數據，歸納總結出一般性的規律。歸納法是從個別到一般的方法。
唯理論，走上了運用演繹法獲得真知的道路。與歸納法剛好相反，演繹法從一般的原理出發，通過邏輯推理，得出具體的結論。演繹法是從一般到個別的方法。
經驗論在英國崛起與英國的地理位置有關。作為島國，英國遠離歐洲大陸，受經院哲學傳統的影響較小。歐洲大陸的人們熱衷于形而上學之時，英國人已經在經驗領域有所作為，弗蘭西斯·培根繼承前輩英國經驗主義的衣缽，確立了通過經驗獲得真知的認識論路線后，后繼的英國哲學家和科學家們也都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
唯理論肇始于歐洲大陸，那里的哲學家們從經院哲學的土壤中成長起來，喜歡建立龐大的哲學體系，習慣于從抽象的原理出發，進行演繹推理。這導致他們走上了一條與英國人相反的求知道路。
歸納法vs演繹法：都陷入無法克服的理論困境
英國的經驗論強調歸納，歐洲大陸的唯理論強調演繹，但他們有著共同的哲學追求，都將獲得真理性的知識視為最高目標。真理性的知識需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具有普遍性，放之四海皆準;第二，具有開放性，可以不斷拓展更新。
經驗論和唯理論的哲學家們沿著各自的道路走啊走，最終都發現自己陷入到了無法克服的理論困境之中，無法讓自己追求到的知識同時具備以上兩個條件。
經驗論從感覺經驗出發，這一出發點是毋庸置疑。一只烏鴉停在樹上，它是黑色的，這是所有感官正常的人都認可的事實。通過觀察人們發現，第二只、第三只……第一百只烏鴉都是黑色的，于是運用歸納法人們得出結論：烏鴉是黑色的。
這其中的問題在于，我們并不確定第一百零一只烏鴉是否是黑色的。也許經驗論者觀察了更多只烏鴉，一千、一萬、一百萬、一千萬……但是，無論再怎么龐大的觀察數據n顯示烏鴉是黑色的，在理論和邏輯上，n+1也完全有可能不是黑色的。事實上，白烏鴉跟黑天鵝一樣，很罕見，但的確存在。
歸納法得出的結論不具備真理性知識的第一個要求，普遍必然性。這就是經驗論歸納法遭遇到的理論困境，因為經驗是有限的，人的觀察是有限的，無法窮盡所有。但它發明了一種方法，可以不斷擴展和更新知識內容。
唯理論從公理出發，通過演繹推理，建立起自己的知識論體系。公理本身被認定為不證自明的天賦觀念，是最普遍、最抽象的原理，如幾何學的基本命題。那么，以確鑿無疑的公理出發，通過確鑿無疑的邏輯演繹，得出的結論也一定是確鑿無疑的。比如亞里士多德經典的三段論：大前提，人都會死;小前提，蘇格拉底是人;結論，蘇格拉底會死。只要前提是正確的，唯理論通過演繹法獲得的知識必然是正確的，是具有普遍性的。
然而，問題恰恰在于，如何確定唯理論的前提本身是正確的。唯理論者們回答說，那些前提是天賦的，是不證自明的。這一說法有強詞奪理之嫌。比如：大前提，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任何星球都圍繞地球轉;小前提，太陽是宇宙中的星球;結論，太陽圍繞地球轉。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由于前提錯誤，引發的結論錯誤。在地心說時代，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被當作公理，不證自明。
唯理論還隱含著另一個難題，通過演繹建立起來的知識體系無法更新拓展出新的內容，因為結論已經包含在了前提之中，無法拓展和更新。也就是說，唯理論獲得的知識不具備真理性知識的第二個要求，開放性。
可見，經驗論的起點沒問題，但通過歸納法得出的結論不具備普遍必然性;唯理論的推演方法沒問題，可以得出普遍必然的結論，但卻建立在可疑的獨斷論起點之上，而且無法獲得新的知識。
《新工具》：歸納-演繹
《新工具》是弗蘭西斯·培根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出版于1620年，表面上看針對的是亞里士多德的《工具篇》，而事實上，他認為以前的理論研究方法和基礎都是錯誤的，自然無法獲得有效的結果。盡管這種態度太過獨斷，但他的確開啟了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場雄心勃勃的偉大事業。培根強調必須重新開始，用一種新工具來研究和探索事物，發現真理。
其實，跟亞里士多德一樣，培根也重視理性。作為經驗論的創始人，培根提出一切知識來源于感覺經驗，但他并不否認理性在獲得真知過程中的重要性。他批判單純依靠感覺經驗的實驗家和單純依靠推理的推論家：“實驗家如螞蟻，只會采集和使用;推論家如蜘蛛，用自己的身體來編織蜘蛛網。”他推崇經驗與理性的結合，獲得實驗資料后，還要運用理性對其進行加工和分析，以揭示規律性的知識：“蜜蜂采用折中之道：在田中庭院里采集鮮花原料，用自身力量來改變和消化所采集的材料。”
如何像蜜蜂那樣，將經驗與理性結合起來運用，獲得新的知識呢?培根為我們提供了不同于單純歸納法，也不同于單純演繹法的“歸納-演繹法”。
歸納-演繹法，簡言之，從經驗出發觀察客觀世界，歸納獲得的經驗知識形成假說，再從這個假說出發演繹出某個命題，再通過觀察進一步檢驗這個命題，最終獲得一個開放性的結論。
歸納法：觀察→歸納→結論
演繹法：公理→演繹→結論
歸納-演繹法：觀察→歸納→假說→演繹→命題→觀察→開放性的結論
“歸納-演繹法”獲得的結論是開放性的，研究過程可以是一個無止境的螺旋。它有可能在未來的觀察中被證實，或被證偽。如果眼下仍沒有被證偽，我們就接受它的正確性，直至相反的證據出現;如果被證偽，那就拋棄它或完善它。若要完善它，則又可以開啟新一輪歸納-演繹法的探索。就這樣，向真理性的知識步步靠近。
通過“歸納-演繹法”，弗蘭西斯·培根天才地將理論和實踐結合在了一起。運用這種動態的求知方法，人們獲得了新的知識，不僅有效地幫助人類改善生活，還描繪出了一幅積極進步的歷史發展圖景。
除了《新工具》，培根還有一本書名叫《新大西島》，這是一本當時的科幻小說，描繪了借助新工具，人類將要生活于其中的新社會，里面的很多大膽設想早已成為現實，如植物的嫁接、高倍望遠鏡、精密顯微鏡、水下航行的船只、遠程攻擊性武器等。
培根的新大西島，不同于柏拉圖靜態的理想國，他設想的新社會中的人們運用自然科學發展技術，支配自然，創造美好生活。新大西島顛覆了人只能在來生獲得拯救的信仰核心。要改變人的生存狀態，獲得好的生活，不在來世，就在此生。歷史的核心不再是神的恩典拯救，而是人的自我救贖。
四幻象學說：直指迷信與偏見
創造美好生活，需要靠人類自己努力追求，發現真知，運用真知。培根堅持認為，只要使用正確的方法，每個人都能發現真知。也就是說，探求真知不再專屬于某個天才群體，如哲學家、科學家。這個主張成為科學平等主義的基本立場，為未來人類尋求政治平等開辟了道路。
這不單純是一句政治口號，培根給出了具體而有針對性的行動方案。首先，需要破除人性中的各種迷信和偏見。他發現：“迷信和神學的混合物對哲學的腐化……流毒甚廣，危害巨大。”正是各種迷信和偏見攪亂了人們的心靈，阻礙人們獲得真知。他將其歸納為“四幻象”，分別是：“部族幻象”“洞穴幻象”“市場幻象”“劇場幻象”。
部族幻象，植根于人類本性之中，植根于人類部族或種族之中。人類在認識自然界中事物的時候，不是以客觀事物本身為尺度，而是以自己的主觀感覺和成見為尺度，從而摻雜著許多主觀成分。這讓人聯想到普羅泰戈拉提出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以及如今我們常說的“人類中心論”。培根認為，這使人類固化了自己的思維模式：“人類理解力猶如一塊凹凸鏡面，由于融入了自己的特性，無法正常接收光線，從而扭曲了事物的本質，改變了事物的本色。”(《新工具》)
20世紀美國最偉大的記者沃爾特·李普曼在《幻影公眾》中講過一個故事可以為培根的部族幻象做個注腳：為除鼠患養貓的一位和善老奶奶在田鼠的眼中必定和一個養老虎的巫婆一樣可憎，在“田鼠安全聯盟大會”上，她會被奮力聲討。
洞穴幻象，是指個體因素導致的假象。培根借鑒柏拉圖的“洞穴之喻”，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洞穴，也就是自己獨特的個性特征、生活環境、社會交往、受教育程度等，從而一個人從自己的視角出發看世界，世界就會被扭曲，形成自己的認知偏見。他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話解釋說：“人們都是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追求科學，而不是公共的大天地。”也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坐井觀天”。
一百年后，康德在提出革命性的先驗哲學時，也許受到“洞穴幻象”的啟發。康德認為，所有知識始于經驗，這毋庸置疑。但與此同時，所有知識都是由主體賦予形式，就好像不同的人戴著不同的眼鏡看到不同的世界一樣。
市場幻象，是人們通過彼此交往和彼此聯系形成的，猶如在市場上交換商品做買賣。由于交往要通過言語，而語言在使用和理解過程中常常出現偏差，就會造成理解障礙，甚至混淆試聽，將人們引入歧途，引入無數空洞的爭論和無聊的空想之中。市場幻象不僅針對人們的日常交往，還針對經院哲學對概念的濫用混淆人的思維。
劇場幻象，更明確地針對經院哲學的各種教條和某些錯誤的論證方法。培根認為，這些教條和方法已經滲透人心。而一切對所謂的權威、教條和傳統哲學體系的盲目崇信，就好像我們盲目崇信舞臺上上演的戲劇一樣。請不要忘記，那只不過是演戲而已，“是按照虛幻的舞臺布景樣式創造出來的世界”。
人們一旦接納某種觀點就會生拉硬拽地找到其他一切可能的東西來支撐這種觀點，即便有更多的、更有分量的相反證據擺在面前也會被忽略。為了說清楚這種“先入為主”的偏見，培根舉了一個例子，一個人在教堂看畫，畫中是一些因祈禱神保佑船只安全而生還的人。身邊的人問他是否相信了神的威力，他反問道，“那些祈禱后仍被淹死的人又在哪兒呢?”
培根進一步批駁一切迷信，包括占星、解夢、抽簽諸如此類，都如出一轍，人們撇開與己不合的見解，只接納與己相合的。這一深刻洞見在李普曼的《幻影公眾》中被引用，以展現人認識世界的有限性和與生俱來的偏見。在李普曼的另一本著作《公眾輿論》中，他將培根的“四幻像學說”演化為“擬態環境”理論和“刻板印象”理論，成為傳播學基礎理論的組成部分。
“四幻象”并非不能克服。在培根看來，只要我們弄清錯誤產生的原因，找到正確的方法，就可以超越“幻象”，獲得可靠的知識。這種方法就是“歸納-演繹法”，是所有真理的根基和源泉。
值得一提的是，弗蘭西斯·培根的“四幻象學說”并不是批判人類固有偏見的源頭，我們還可以向上追溯到13世紀的羅吉爾·培根。羅吉爾提出人類認識真理有四個主要障礙，包括：1、迷信脆弱且不恰當的權威;2、長久的習俗;3、無知民眾的意見;4、以虛夸的智慧掩飾無知。
今天，當我們談論沃爾特·李普曼對傳播學的貢獻時，不該忘記弗蘭西斯·培根;談論近代經驗論創始人弗蘭西斯·培根的偉大時，不該忘記科學實驗的前輩、破除人性偏見的先驅羅吉爾·培根。可見，人類知識的傳承與發展是一條長長的鏈，在傳承的基礎上不斷超越。
知識就是力量：當下的反思
從實用主義出發，培根在17世紀提出“知識就是力量”，可謂振聾發聵。數百年間，在這句話的感召下，人類擺脫了無用的形而上學，不斷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借助科學、技術兩翼齊飛，人類發展不斷提速。培根至今的四百多年，剛好與近代史開啟并伴隨科技大發展同步，這四百多年人類所取得的物質文明成就遠超以往數千年。
在贊美“知識就是力量”的同時，人們也開始反思，它是否過于強調知識的“學以致用”，而忽略了知識的“學以致知”?
古希臘哲學家對知識大多持“學以致知”的態度，也就是為了求知而求知，這種超功利的求知態度造就了希臘哲學史上一座又一座高峰。中世紀神學也是一種學以致知，不同的是，它混雜了人生得救的熱望，最終走向了狂熱與虛幻。16世紀以后，隨著自然科學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知識的實用性特點越來越突出，培根吐出六個字——知識就是力量，驚醒眾人!知識終于從天國重返人間，成為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為人類謀福利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然而我們不該忘記知識，尤其是哲學知識，在產生之初本是一種增進智慧、陶冶性情的崇高學問。數百年來，知識的本來面目遮蔽于功利誘惑的面紗下，眼看著人類為了追求利益不惜代價。其實，知識不僅是征服自然的力量，也是人類心靈的棲居之所。知識不僅是工具和手段，也是目的本身。
如今人們在學習一門知識的時候常常會問，學它有什么用?這個問題本身就是把知識當成了工具。當求知被賦予了明顯的功利色彩，以至于求知過程變得枯燥和煎熬之時，我們需要走出自己的洞穴，結束坐井觀天的狀態，喚醒求知最原始的價值內涵——求知不僅為了有用，還因為求知本身就是目的，求知的過程就是快樂的、愉悅的。
另一種反思在于，知識作為一種力量是否已被濫用?
人類作為萬物之靈，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上萬年，敬畏自然的歷史漫長而悠久。近代以前，人類敬畏自然，以謙卑和恐懼的心態面對自然;數百年來，人類看到并挖掘出自身的巨大潛力，它如此強悍，使人類自我膨脹，要求控制、利用、指揮自然;面對日益惡化、枯竭的自然資源，也許未來終有一天，膨脹的人類終會意識到，知識的力量并非是一種可以無節制、無底線濫用的力量。盡管我們還在不斷掌握知識這種力量，但如何運用好這種力量，在創造美好生活的同時與大自然和諧共生，需要人類擁有更高的智慧。
先生說：“佛教也有去虛妄，求正見。般若就是智慧知識。和培根很有共通點。在愛智者和求智者的眼中，智慧的力量高于一切。若有機會在赫拉、雅典娜、維納斯之間做選擇，沒啥好猶豫的，肯定選雅典娜。”
1、奎納爾·希爾貝克、尼爾斯·吉列爾：《西方哲學史——從古希臘到當下》，童世駿、郁振華、劉進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4月版。
2、趙林：《西方哲學史講演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3、弗蘭西斯·培根：《新工具》，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0年6月版。
4、羅伯特·C.所羅門、凱瑟琳·M·希金斯：《世界哲學簡史》，梅嵐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
5、張志偉：《西方哲學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6月版。
6、弗蘭克·梯利：《西方哲學史》，光明日報出版社，賈辰陽、解本遠譯，2014年1月版。
7、趙敦華：《西方哲學簡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版。
8、伯特蘭·羅素：《哲學簡史》，伯庸譯，臺海出版社，2017年3月版。
9、威爾·杜蘭特：《哲學家》，劉軍譯，中信出版社，2021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