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之父禮薩·汗的改革

一、禮薩·汗改革的時代背景

20世紀初，伊朗處于滅亡的邊緣。英、俄帝國主義對伊進行蠶食鯨吞、豆剖瓜分。根據1907年簽訂的英俄協定，人口最多、面積達79萬平方公里的伊朗北部地區，屬于俄國的勢力范圍，伊朗東南部35.5萬平方公里的地區屬于英國勢力范圍，而所剩余的中間地帶為中立地區，雙方都保留在中立地區獲得租讓權的權利。從1909—1921年，英俄直接占領著伊朗國土，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伊朗雖然宣布嚴守中立，但英俄仍然蠻不講理，把伊朗變成他們與奧斯曼帝國、德國交戰的戰場，殘酷的戰爭給伊朗的人力、物力、財力造成了慘重的損失。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國把伊朗的代表拒之于巴黎和會的大門之外，而1919年8月9日簽署的英伊協定，將伊朗的軍事和財政機構完全置于英國顧問的監督和控制之下，英國政府則相應地承認伊朗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向伊提供貸款，賠償伊朗在戰爭期間遭受的損失，并幫助伊朗修筑鐵路和改革海關制度。這個將伊朗變成英國保護國的協定激起了伊朗人民的滿腔怒火和堅決反對，也促進了伊朗的民族覺醒。

其次，當時的愷加王朝腐敗無能，處于分崩離析、風雨飄搖、行將就木的狀態。納賽爾丁國王實行愚民和高壓政策，人民怨聲載道，終于在1896年5月1日被一個民族主義分子刺死。莫扎法爾丁國王在外國勢力面前束手無策，一籌莫展，一味向外國人乞求貸款和出讓特許權。1907年1月19日登上王位的穆罕默德·阿里國王，殘酷鎮壓立憲運動， 大失民心，因而在1909年7月16日被議會廢黜，他12 歲的兒子阿哈邁德·米爾扎被立為國王，這位末代國王雖有愛國之心，卻已無回天之力。這幾位國王在帝國主義的干預下，在人民的反對下，頻繁地更換首相，但每位首相都無法讓政府度過危機。這時的愷加王朝也同時陷入了財政危機之中，國家經濟混亂，莊稼歉收，農業產量下降，黑市盛行，生活必需品匱乏，全國餓殍遍野，人民已沒有多少血汗可供封建王朝榨取，而封建王朝只好靠出賣國家權益換取英俄的借款過日子。愷加王朝沒有自己的國防軍和內衛部隊，只有一支八千人的由俄國軍官指揮的哥薩克旅和一支約七千人的由瑞典軍官指揮的憲兵隊，1916年1月， 俄英強迫伊朗政府將憲兵隊由七千人縮減至三千人，同意在伊朗北部成立哥薩克兵團，在南部組建由英國軍官指揮的約八千人的“南波斯洋槍隊”，并規定在戰爭期間，上述部隊的武器裝備一律由英國和俄國提供，兩國政府答應每個月支付伊朗20萬吐曼作為軍餉。這樣的軍隊能捍衛伊朗的民族利益嗎？

其三，這時伊朗面臨著地方割據、國家分裂的局面，部落首領和大地主藐視中央政府，在各地我行我素、劃地自治， 儼然是獨立王國。1920年4月， 謝赫·穆罕默德·基亞巴尼和他的民主黨控制了大不里土以及大部分阿塞拜疆，并把阿塞拜疆改名為“阿扎德斯坦”（意為自由之地），基亞巴尼是一位博學的愛國志士，他堅決不承認當時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因為它出賣國家利益。而吉朗的庫切克·汗是一位虔誠的十葉派穆斯林和堅強不屈的愛國者，一位不屈不撓的戰士和廉潔奉公的領袖，他立下宏志：消滅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控制，消滅國內的政治腐敗。1917年庫切克·汗的森林人游擊隊就在吉朗活動，它不僅僅劫富濟貧，而且富有民族主義的革命理想，它堅決反叛中央政府，挫敗了政府的鎮壓活動。1920年初，蘇聯紅軍為粉碎英軍對高加索地區的干涉進駐恩澤利，在紅軍的支持下，同年6月4日，庫切克·汗宣布建立“波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此時伊朗不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

其四，從當時的國際環境來看，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蘇俄的對伊政策為禮薩·汗的改革提供了有利條件。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同年冬天，駐伊俄軍徹底瓦解，1918年3月， 在伊的俄國殘余部隊撤回國內，伊朗近百年的兇惡敵人不復存在，新生的蘇俄政權成為幫助伊朗的兄長。蘇俄在1918年2月4日宣布廢除沙俄政府以往強迫伊朗政府出讓的全部特權和權利。1921年2月26日，蘇伊友好條約簽署。根據條約， 蘇聯政府放棄英俄時期強迫伊朗出讓的全部特權和權利，并保證不再對伊朗實行沙皇政府的那種侵略和壓迫政策，以使伊朗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以前借貸給伊朗的六百萬英鎊，蘇方不再要求償還，作為這筆貸款的抵押，諸如鐵路、港口設施和海關稅收等全部退還伊朗。蘇方還放棄了領事裁判權。伊朗政府則相應地承諾，不得把蘇聯退還的各項特許權轉讓給第三國；也不得把伊朗領土做為反革命的白俄或第三國進攻蘇聯的基地，否則，蘇聯政府有權出兵伊朗，以消滅敵軍。這樣蘇聯從國際上支持了禮薩·汗的改革。

其五，奧斯曼帝國的崩潰及凱末爾革命的成功鼓舞了伊朗人民。凱末爾世俗化的社會改革，民族化的文化改革，國家主義的經濟改革，為禮薩·汗樹立了學習的榜樣，特別是土耳其和伊朗國情比較相似，都是非阿拉伯民族的伊斯蘭教國家，同受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半殖民地國家，必須自立自強才能生存的國家，必須進行現代化改革才能發展的國家，因此，土耳其的經驗和教訓對伊朗有極大的示范作用。

二、禮薩·汗的崛起及其改革內容

1921年2月21日夜，時年42 歲的上校禮薩·汗同《雷霆報》經理賽義德·濟亞丁·塔巴塔巴依率領三千多哥薩克旅士兵從加茲溫開進德黑蘭，未遇頑強抵抗，就成功地控制了政府。國王被迫任命賽義德·濟亞丁為首相，禮薩·汗為哥薩克師長兼陸軍司令。禮薩·汗1878年出生于馬贊德蘭省的阿拉什特村，早年參加哥薩克旅，因為機智、才能和恒心升至上校。

賽義德·澤亞丁任首相期間（1921年2月22日—5月24日），英國廢除了英伊1919年協定，至1921年5月15日，英軍全部撤出伊朗，6月初蘇軍也全部撤離吉朗省，歷時12年之久的軍事占領時期便宣告結束。

當賽義德·澤亞丁因為實行過激的政策和肆意逮捕達官顯貴于5 月24日倒臺時，戈旺姆薩爾坦內繼任首相，禮薩·汗成為國防部長和軍隊總司令。從這時到1926年4月加冕稱王，他進行了第一階段的改革， 首先創建了伊朗現代軍隊，成為伊朗新型軍隊的締造者。他下令把哥薩克師中的英國教官一律免職，并解散了英國人所創立的南波斯洋槍隊。并把12000名憲兵和7000 名哥薩克士兵統編成伊朗皇家武裝部隊，實現了軍隊的統一編制，統一指揮，即軍隊的一體化，同時又用哥薩克師中的伊朗軍官代替了憲兵隊中的外國軍官，這些委以重任的伊朗人大多是對禮薩·汗忠心耿耿，唯命是從的朋友或部下。新軍經過整編、擴招，人數達40000名，在禮薩·汗的親自監督下，嚴加訓練， 戰斗力大大提高。禮薩·汗深知軍費對軍隊的重要性，早在戈旺姆當首相時期，就迫使財政部把公共產業的收入轉歸國防部支配。有了源源不斷的軍費，軍官待遇優厚，軍隊裝備齊全，士兵士氣高漲。這支軍隊成為禮薩·汗維護國家主權、獨立和統一的有力武器，也成為禮薩·汗權力的支柱和基礎，成為伊朗新生和復興的力量保證。

第二，禮薩·汗堅決鏟除國內的分裂割據勢力，重建現代伊朗國家的統一。1922年發兵阿塞拜疆和法爾斯，1923年，肅清了克爾曼沙赫的割據勢力，1924年用兵于巴盧奇斯坦和盧里斯坦，1925年，取勝于馬贊得蘭和霍臘散。特別是1924年征服胡澤斯坦受到伊朗舉國上下的稱贊，他從此聲譽鵲起，羽毛漸豐。

早在1923年10月28日，阿哈邁德國王就任命禮薩·汗為首相，身兼國防部長，自己感到大事不妙，就出游歐洲，一去不返。第四屆議會閉會期間，代表大地主和烏萊瑪利益的保守議員堅決反對禮薩·汗的兩年義務兵役法案。于是禮薩·汗促使俯首聽命的第五屆議會于1923年1 月召開，新議會順利地通過兩年義務兵役法案，又通過稅收法案，允許從糖茶中征稅，以之作為未來建設橫貫伊朗大鐵路的費用。在全國統一重量和長度單位，重新采用伊斯蘭前的年歷，每個人都必須保留出生日期，像歐洲人一樣給自己取一個姓。廢除愷加王朝的各種貴族頭銜，首相被尊為軍隊最高統帥。

禮薩·汗起初想仿效凱末廢除君主制，建立共和政體，但由于達官顯貴和教士的強烈反對， 禮薩·汗審時度勢， 還是決定建立君主制，1925年12月12 日，立憲會議一致通過決議， 宣布禮薩·汗繼承王位，1926年4月25日舉行加冕典禮，巴列維王朝正式建立， 禮薩·汗的改革進入第二階段。

首先，他收回國家主權，全面堅決地維護國家權益。

第一，廢除領事裁判權。1927年，他下令解散舊法院，成立新法院，并按照符合國際慣例的法律作出裁定，即相信伊朗的法律可以公正地保護在伊的外國人的權益，干涉和控制伊朗內政的領事裁判權就再無存在的必要。經過外交努力，到1928年5月，徹底廢除了領事裁判權。

第二，實行國家行政管理民族化。解除那些身在伊朗心在本國的外籍工作人員的職務，特別是解聘了來自美國的財政顧問，辭退了控制伊朗海關的比利時顧問，1934年6月，實現了海關業務管理人員伊朗化。

第三，宣布實行關稅自主，實行新的關稅法，以此保護伊朗的民族工業和經濟獨立。

第四，堅決拒還不合理的國際債務，合理合法合情地爭取國家利益。當伊朗堅決收回海關主權時，分享伊朗南部海關稅收的英國以要伊朗歸還450萬英鎊的欠款相要挾，伊朗堅決斗爭，英國被迫降到200萬英鎊，并建議分期付款，最后英國承認關稅法，伊朗也答應還清英國債務。

第五，收回愷加王朝給予外國的租讓權，千方百計地維護民族利益。根據1901年5月21日協定，除阿塞拜疆、吉朗、馬贊德朗、 戈爾甘和霍臘散北部五省外，伊朗其他地區的石油開采和經營權租讓給達爾賽，為期60年。達爾賽承諾，每年交付伊朗政府二萬英鎊的現款和同樣數目的股票，以及石油紅利的16%。而根據1933年4月29日新協定， 伊朗石油收益增加到股份利益總額的20%，每輸出一噸石油還必須繳付伊朗四先令。伊朗每年的石油收入不得少于105萬英鎊。另外， 石油公司采油范圍被限定在法爾斯、胡澤斯坦和克爾曼沙赫三省，總面積為十萬平方公里。石油公司答應培訓伊朗工人，以便讓他們承擔技術性較強的工作。作為交換，石油租讓權的期限將延長60年，直到1993年。1931年2 月17日伊朗收回經營印歐電報公司的特許權。1925年伊朗正式廢除沙俄時期給予的里亞諾佐夫兄弟的里海捕魚權，1927年10月1 日達成新協議，成立一個由伊朗人擔任總經理的“伊蘇聯合漁業公司”，共同經營里海的漁業，為期25年。

第六，取消外國在伊朗的軍事基地。1932年，英軍將其在波斯灣的海軍基地從布什爾遷到巴林群島。蘇聯也將恩茲里港及其附屬設施交還伊朗，蘇聯軍艦撤離伊朗水域。

其二，繼續鞏固中央集權制和國家統一，鎮壓民族分裂主義，強迫游牧部落過定居生活。

第一，改革國內行政區劃，限制大省總督的權力。先撤銷了大省，又在1938年，將全國分為49個州，合為十省，削減州長權力，州長不再聽命于當地勢力，而由中央政府任命，對禮薩·汗言聽計從。全國政治統一，有效地實現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第二，加強立法工作，使巴列維王朝統治和管理制度化、法律化和正規化。1928年頒布土地登記法，1930年財政部頒布了國有土地出租的通令，同年公布了取締土地強占法。1931年公布取締農民運動法，1934年，又頒布了出售國有土地的法令，還有土地評價法，土地開發法，這些與農業相關的法律促進了農村農業中資本主義的成長。另外，1925年根據西方法律的模式頒布了商法，1926年頒布刑法。1928—1935年，參照法國、比利時和瑞士等國的法律公布了民法典三卷，這些法律中，僅在婚姻、繼承部分保留了伊斯蘭教法。1935—1940年進一步改革傳統的伊斯蘭教法，在民法中增加了關于家庭關系、結婚、離婚、財產繼承等現代西方法律的條文。

第三，通過征稅和征兵、強制定居等手段對付部落的分離運動和反抗。禮薩·汗老謀深算，穩扎穩打。他先是挑撥離間，使各游牧部落互相殘殺、互相削弱。待到軍力強大占據軍事優勢時，就對游牧部落強制征稅征兵，征稅削弱了部落的財力，征兵削弱了部落的人力，二者相加，削弱了他們反抗政府的能力和實力。當然，各游牧部落不可能束手待斃，他們奮起反抗，但遭到擁有自動武器、裝甲車和偵察機的政府軍的殘酷鎮壓，其首領或被囚禁，或被處決，普通群眾也死傷累累。當局強迫游牧部落從游牧經濟過渡到農業經濟，從游牧生活過渡到定居生活，新遷居的地方傷寒、痢疾、沙眼、肺炎、肺結核流行，泉水受到污染，導致這些部落嬰兒死亡率高，人口減少，牲畜大量減少，生活水平下降。

第四，力圖讓所有的伊朗人都處在強大的國家力量保護之下，都認同一個統一的國家。大力改善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和襖教徒的處境，他們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和擇業自由。與此同時，嚴格管制和鎮壓具有分裂國家傾向的伊朗少數民族，如阿拉伯人、庫爾德人和土庫曼人。并對非伊朗部落和民族實行波斯化政策。

其三，大力發展現代經濟。

第一，以銀行來支持農業的發展。1928年成立伊朗國家很行，1930年從英國人手中收回了鈔票發行權。同年成立農業銀行分行。1931年又開辦了專門的農業銀行。兩個農業銀行都以借方的土地及其它不動產為抵押，貸款給他們興修農田水利工程，擴大種植經濟作物。

第二，伊朗政府通過機器進口免稅法，扶助伊朗民族工業企業法（新建工廠在十年內從國外進口原料和化學制品免納關稅和沿途雜捐）。1931年2月25日通過了《對外貿易專營法》， 宣布對外貿易的出口和進口歸政府專營，1931年3月11日又通過這個法律的補充法， 都規定有限定伊朗進口總額和發給許可證的辦法。這些法律鞏固了伊朗貨幣的幣值和民族工業。

第三，1930年伊朗開始建立現代化的機器工業。因為缺乏實力雄厚的私人投資者，所以由伊朗國家或者國王本人作為大企業的投資者，以此啟動伊朗工業化的車輪。伊朗先發展投資少、風險小、見效快的輕工業，在輕工業中發展紡織業和農產品加工業，在實力增強后才建設重工業。1932年注冊的商業、工業和其他股份公司為93家，1942年增至1902家，1940年伊朗工人達40—50萬。

第四，大力加強交通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為國民經濟發展創造條件。1928年伊朗政府征收特別間接稅，著手修建由波斯灣的班達——沙普爾至里海的班達——沙的橫貫伊朗的鐵路，長約一千四百公里，1938年建成通車。此后又修成大不里士至德黑蘭、馬什哈德至德黑蘭兩條鐵路，1947年伊朗鐵路網全長2800公里，同年能通汽車的公路總長約二萬公里。與此同時，禮薩·汗動工改建城市，特別是集中資金改建德黑蘭市，許多街道路面硬化，鋪上柏油，又修建許多現代樣式的政府辦公大樓。

其四，進行世俗化的社會改革。

第一，打擊、限制教士的權力和勢力。根據歐洲模式，創建現代教育和法律制度，削弱教士在司法、教育和慈善事業領域的傳統地位；政府又監督清真寺的地產，削弱教士的經濟基礎；政府又干預人們的日常生活，及至衣著，摘除婦女面紗，讓婦女接受教育；采用歐洲化的姓氏和非伊斯蘭日歷；讓信仰其它宗教的人也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這一切都激起了教士的強烈反對。但政府堅決鎮壓膽敢同政府作對的教士。當然也有一部分教士不卷入政治，保持沉默；一部分教士力圖在伊斯蘭教義和認識論的框架內為時代變遷和政府政策尋找合理的解釋。

第二，發展現代世俗教育。1923年伊朗學生總數為55000人， 1938年增至2337000人。從1921年至1941年，伊朗識字的人也大大增加。1935年成立德黑蘭大學，還成立農學院、師范學院。1938年伊朗在校的大學生有4200人。當然，因為教育經費不足，只有富人和新興中產階級的子女才有能力上學。

第三，提高婦女地位。為了建立一個自立、自我發展的新伊朗，禮薩·汗需要利用一切智力和資源為國家服務，因而需要把婦女也納入國家生活的主流，他模仿發達國家，強調新伊朗應該成為具有現代性的民族國家。他讓婦女進入公共生活，在教育、衣著、社會生活方面模仿西方，1936年宣布婦女帶面紗為非法，準許婦女進入大學接受教育，婦女可在學校、醫院、工廠和國家機關工作。盡管婦女地位的提高僅局限于中上層婦女，但這在伊朗現代史上是劃時代、破天荒的大事，從此伊朗接受過現代教育的婦女開始在國家文化和經濟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第四，禮薩·汗仿效土耳其，采用歐洲服式，改革伊朗傳統服飾。從1928起，禁止戴用歷代相傳的波斯纏頭“頭巾”，而改戴“巴列維頭巾”，最后又下令戴歐洲式的帽子——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佩戴有帽檐的帽子，軍人戴無檐的軍帽。

其五，弘揚民族傳統文化，提高民族自豪感，建立新的民族認同價值體系。

第一，進行文字改革。禮薩·汗的現代化開始于伊朗軍隊和警察的歐化，然而波斯語中沒有相應的單詞和術語用以表達歐洲的軍銜、軍規及概念，伊朗的士兵、軍官及司令不可能在日常語言中直接采用數千個來自歐洲語言的單詞，因此必須創造新的波斯語單詞以表達從歐洲語言中借來的概念及術語。1924年，禮薩·汗下令國防部成立一個委員會，以創造對應歐洲語言的波斯語單詞。國防部與教育部組建了一個由七名軍官、四名文官組成的聯合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創造了300—400個新詞，如“機場”、“飛機”、“營”等。1925年，國防部成立了由1 名軍官和5名文官組成的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不僅從歐洲語言中翻譯出軍規和軍銜，而且也把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土耳其語、阿拉伯語翻譯成波斯語。1932年德黑蘭師范學院成立了一個學會，在其存在的8 年半時間里，創造了3000個新詞，其中包括大量的科技詞匯。1934年教育部成立醫學研究院以創造新的醫學詞匯。1935年春，禮薩國王下令首相組建伊朗科學院，并兼任科學院院長。在科學院存在的6年時間里， 時常伴隨著激烈的爭論，但畢竟創造了大量的新詞，并把伊朗城鎮和河流的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名稱改成波斯語。科學院在創造新詞時常借用伊斯蘭化之前的古波斯語，有很多新詞已為伊朗大眾所采用，也有很多生僻和古怪的新詞為人們所拋棄。文字改革的目的在于創造簡單化的民族化的富有活力和表現力的優美的波斯語，用意在于重建波斯民族主義的精神文化和民族特征，恢復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創造力。

第二，改換國名。1933年1月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1934年8月2 日在興登堡總統去世之后自稱為元首，他在德國鼓吹“雅利安人種優越論”。在柏林的伊朗公使館外交官深受影響，就向伊朗外交部建議，既然伊朗被認為是雅利安人的搖籃和最初的家園，那么國名應從波斯改為伊朗，意即雅利安人的家鄉。禮薩國王接受這個建議，伊朗政府在1934年的最后一天向國際社會宣布從1935年1 月開始國家的正式名稱由波斯改稱伊朗。國名的改動不僅把伊朗的文明史向前延伸了，而且也顯示了所謂民族“優越感”和“自豪感”。這充分體現了伊朗民族主義者的內心夢想和感情。

第三，為了沖淡和貶低伊斯蘭教在伊朗社會中的巨大影響，禮薩國王從伊斯蘭前的波斯帝國的光榮和強大中尋找民族驕傲的根源，讓人們牢記阿拉伯人征服伊朗的歷史屈辱，從而拒絕和輕視阿拉伯人帶來的伊斯蘭教，為巴列維王朝的世俗化改革尋找理論依據。伊朗舉行史詩詩人費爾多西的千年紀念會。1930年通過國家文物保護法，1935年在庫姆建立了歷史博物館，陳列公元前歷史文物。1936年在德黑蘭建立人類學博物館，1937年建立了國家圖書館。1938年在德黑蘭建立了古文獻博物館，在設拉子建立了拜火教紀念館。

三、禮薩·汗改革的特點和意義

禮薩·汗的改革順應了伊朗的歷史發展潮流，很大程度上結束了伊朗近代史上喪權辱國、災難深重的悲劇，啟動和促進了伊朗追求富國強兵的現代化建設，使積貧積弱的伊朗重新煥發出活力，他使伊朗獲得新生，不愧為現代伊朗之父，他的改革具有下列特點：

第一，禮薩·汗的改革是一個由獨裁君主指導和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禮薩·汗出身軍人，由掌握軍權上升為掌握政權，由一個愛國將軍上升為開明君主。他所有的改革雖然得民心應天意，但都是以國王命令的形式，強制推行，下層執行者處于被動狀態，改革的社會宣傳難以深入，社會動員不夠廣泛，社會組織不能適應，這就使得禮薩·汗改革的實際效果大打折扣，而且常常伴隨著殘酷性和暴力色彩。例加他殘酷鎮壓工農群眾及自由民主派的反抗與斗爭。在某種程度上講，他是以野蠻的手段沖擊強大而保守的傳統社會，推行現代化的改革。這一切都是伊朗的國情所決定的，是改革所必須依靠的推動力，因為伊朗社會缺乏自發產生工業文明的主體，只能由思想開明、有膽有識、智慧非凡的杰出人物主持中央政府，并通過中央政府推行“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改革。

第二，禮薩·汗的改革是以民族主義為指導的全方位的系統改革。禮薩·汗不僅維護了伊朗主權，捍衛伊朗獨立，重建伊朗統一，而且大力發展現代民族經濟，興辦現代通訊網絡和交通網絡，興辦現代教育，改革法律制度；不僅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制度，而且弘揚民族傳統文化；不僅進行政治經濟改革，而且進行服飾、社會習俗、文字的改革。他的改革涉及面極廣，是一個系統性的改革，其目的是建立一個獨立、統一、富強、文明、進步、開放的現代民族國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有兩大缺陷，一是不能正視和善待伊朗民族傳統中的伊斯蘭文化，二是無視伊朗是一個多種族、多文化、多語言、多宗教的國家的事實，把伊朗民族主義狹隘化，將其僅僅看成是波斯民族的民族主義，進而強加給所有的伊朗民族，因而忽視了國內少數民族的權益。強制推行波斯化政策，形成了國內波斯民族壓迫其它少數民族的局面。

第三，禮薩·汗的改革具有西方化的特點。伊朗是一個受到歐洲發達國家壓迫和剝削的半殖民地的落后國家，血的教訓使伊朗人民意識到只有自立自強才能保家衛國，要自立自強只有學習先進的西方國家，因此禮薩·汗改革就是一個學習西方的過程，在軍事、郵電、交通、教育、工業、城市建設及服飾姓名等方面，不遺余力，大刀闊斧地學習西方，實行現代化改革。一方面派遣伊朗學生出國學習，一方面延聘外國專家來伊講學、幫助建廠。西方化成為伊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動力。1921—1941年間，伊朗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劇烈變化，國內出現一大批接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新的職業也不斷出現，城市化進程加快，一個生機勃勃、展翅飛翔的伊朗終于出現。

第四，禮薩·汗的改革具有世俗化的特點。伊朗屬于非西方后發展社會，其現代化不得不采取輸入外來文明的形式，而輸入外來文明不可避免地引起代表傳統文化——伊期蘭文化——的教士的強烈反對，因此，禮薩·汗在法律、教育、服飾、姓氏、婦女問題等方面的改革就是學習西方相應的制度與做法，驅除或部分驅除伊斯蘭教在這些領域的影響，剝奪教士在這些領域的權力和利益，換句話說，就是對這些領域進行理性化的世俗化的改革。在文字等文化領域借用伊朗伊斯蘭化之前的古波斯文化來代替或者貶低伊斯蘭文化，推行有利于君主制和民族自信心的世俗化。當然這并不是說，禮薩·汗不分青紅皂白，清除一切伊斯蘭教影響，事實上他只憎惡和掃除妨礙伊朗進步與發展以及君主制政權的鞏固的伊斯蘭教勢力。

第五，禮薩·汗的改革具有民族化特點。所謂民族化是指禮薩·汗的改革不是簡單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的東西，而且結合伊朗國情加以取舍、增刪，尤其是因地制宜地放棄了建立共和國的想法，采取了建立王國的建議。民族化的第二個含義是指國家主權徹底地全面地由本民族所擁有；民族化的第三個含義是指在內在精神和文化特征上，保持、繼承和發展了伊朗的民族優勢、民族傳統，樹立了伊朗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永遠保持伊朗民族文化的獨立與尊嚴。在一定程度上禮薩·汗用民族化的政策糾正了西方化、世俗化的失誤。

總而言之，禮薩·汗的改革是以民族主義為指導的由君主由上而下推行的具有西方化、世俗化、民族化特征的現代化改革。其改革推動了伊朗歷史前進、國家富強和社會進步，使伊朗告別了屈辱的過去，踏入建設現代國家的新時代，他本人不愧為伊朗歷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為現代伊朗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