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如畫,風起云涌,亂世紛爭,豪杰英雄。每逢亂世,總是會涌現出無數的英勇之士和文壇巨擘,百年前的中國,正值炮火連天的苦難時刻,也是近代歷史上思想和文化極為活躍和輝煌的時刻。
諸多的思想學說都涌入了緊閉已久的中國大門,革命的火焰也在各位有識之士的努力之下迅速的在華夏大地上燃燒了起來。
但在磅礴輝煌的革命樂章之中,也不乏幾段不和諧的音節,粵系軍事將領、中國致公黨首任總理陳炯明一直都被國民政府看作是革命的叛徒,而他與國父孫中山之間,也曾經爆發過激烈的矛盾,他甚至還被孫中山先生視作生平大恨。

秀才出身,戎馬半生
陳炯明出生于清末時期的廣東,21歲的時候中了秀才,雖說那時清王朝已經是將傾之大廈,但能夠考取秀才還仍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他在當地也是頗受人尊敬的一位讀書人。
維新變法后,全國各地都開始建立起了新式學堂,陳炯明便進入到了新立的廣東政法學堂學習,成績也是一如既往的優異,畢業后他擔任了諮議局的議員,一連提出了很多頗有見地的法律草案。
偶然的機會下,他接觸到了當時新生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一時之間,這個政黨所主張的先進思想是他頗為驚訝,雖然一直以來接受的都是封建教育,但陳炯明卻很快的接受了先進的革命思想,并且加入到了這個政黨當中,開始積極地在廣東組織起各種工作。
辛亥革命前后,全國各地的革命情緒高漲,陳炯明也加入到了著名的黃花崗起義當中,并且還擔任了敢死隊第四隊的隊長,這位從小飽讀圣賢書的文人,拿起了槍桿開始鬧革命。

黃花崗起義
武昌起義之后,陳炯明因為戰功卓著且才能突出,被任命暫代廣東代理都督。但在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竊取之后,陳炯明十分不滿,并強烈反對袁世凱復辟,以宣布廣州獨立的方式對其進行聲討。
槍打出頭鳥,袁世凱殺雞儆猴,將槍頭對準了他,陳炯明狼狽出逃前往了新加坡,但是身在海外之時,他也一直關注著國內的政局,積極聯絡流散海外的革命人士將力量集結到一起。
在他的積極聯系之下,有一批原本的國民政府人士聚集到了一起,并且計劃著要另立門戶,組建起一個叫做中華水利促成社的組織,這個組織的成立,使得他與孫中山漸生嫌隙,從那之后,兩人之間的政治立場便漸行漸遠了。

袁世凱
矛盾激化,憤而決裂
1916年,陳炯明由新加坡返回到自己的故鄉廣東,將東江地區的駐軍勢力和當地的民兵組建成了一支隊伍,加入到了討伐袁世凱的斗爭。
在這一時期,他與孫中山先生之間的關系維持了短暫的和睦的,他不僅對護法運動表示十分的擁護,還聽從了孫中山的指示,回到廣東將盤踞在那里的桂系軍閥打得潰不成軍。
而后他便被任命為廣東省長兼任粵軍總司令,成為了粵系軍閥的代表,雖說是軍閥,但他卻與那些割據一方魚肉百姓之輩迥然不同。
但在1921年,革命一路高歌猛進即將迎來曙光之時,陳炯明卻一改原本積極的革命態度,不僅強烈反對孫中山擔任非常大總統,后來更是直接就北伐這一主張和孫中山大吵一架,甚至以辭職為要挾來反對北伐,態度異常的堅決。

在當時,這絕對是逆潮流而行的,因此他也被視作了反動的力量。在此期間,他屢次對這一場全國性的革命進行明目張膽的阻撓,因此被認定為是大革命的叛徒,孫中山一時之間對其所作所為感到十分憤怒。
兩人之間真正決裂,是因為一個身份極為特殊的人物的死亡,這個人就是陳炯明最為信任的粵軍參謀長鄧鏗,同時他也在北伐中擔任著十分重要的職位,負責著后方的籌劃。但是就在他結束了外派工作,回到廣東的時候,在車站就遭到了暗殺。
當時他的死訊也是震驚國民政府上下,而陳炯明和孫中山二人,都將對方認定為這件事的幕后黑手,因此原本就已經十分緊張的關系便顯得更加的岌岌可危了。

1922年,陳炯明被孫中山免去了三個官職,剝奪了發言權,回到了自己曾經待過的惠州過起了隱居的生活,至此,二人之間的關系正式決裂,孫中山也曾多次公開表達對于陳炯明的批判,將他視作自己生平大恨。
其實他們二人之間最根本的分歧,便是在于政治見解上。
在共同促成了護法運動之后,孫中山一直極力主張中央集權,建立共和制度但是陳炯明卻想要走連省自治的路線,這在孫中山看來,和那些剛剛被打倒的北洋軍閥,是沒有任何區別的,因此必然無法繼續容忍其存在。

護法運動
毀譽參半,爭議頗多
被褫奪官職后,陳炯明回到惠州隱居,陳炯明一直受到各方勢力的關注,都希望能夠將這股勢力納入到自己的麾下,但是陳炯明卻一直拒絕各方的邀約,安靜隱居一隅,不為扣在自己頭上的叛徒名號進行辯解,也不再過問任何的政事。
歷史總是朝著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在陳炯明隱退后不久,粵軍的高級將領便密謀發動軍事政變,要將孫中山從非常大總統的位置上趕下去。
在聽聞這一消息之后,陳炯明深知不妙,連忙致信其親信即政變的主謀之一葉舉,希望能夠阻止這次行動,但可惜當時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局面。

隨后,葉舉率領其麾下的部眾,對總統府發起了炮轟,但在此之前,他其實已經秘密致電通知其逃跑,但要求孫中山遵守曾經的承諾,卸任大總統一職。
而在離開了總統府之后,孫中山并沒有直接逃亡,而是登上了軍艦,和制造政變的葉舉等人正面開戰,炮火在那一夜無情的落在廣州的大地上,很多無辜百姓因此遭殃。
在事后,陳炯明受到牽連,被看作是這一場軍事政變背后的精神領袖,叛徒這頂帽子被牢牢的扣在他的頭上,這樣的結果也印證了他此前的猜測:一旦粵軍叛孫,天下之惡皆歸于吾。從此他在教科書之中,便成為了一個叛變革命的逆黨。

1933年隱居于香港的陳炯明病逝,有很多學者都開始紛紛研究起他的生平,為他進行平反,一時之間,有很多人認識到,或許他并非是世人印象中那樣軍閥作風,思想固化的革命叛徒,并且充分對他的才能以及功勛進行了肯定,社會各界也紛紛對其進行悼念。
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并且是復雜而多面的個體,沒有人的形象是片面的。那些被寫在歷史書中,被定了性的歷史人物,其實也都擁有著十分立體的性格和復雜的經歷,沒有哪個人是單純的好人或是壞人,陳炯明也是這樣。

雖然在國民政府的史料當中,他一直被定義為叛變革命的叛徒,但依舊有很多人對他贊賞有加,多次褒揚他在軍事上的能力肯定他曾經發揮過的作用。
站在今人的角度來看,他卻是做過違背歷史潮流的事情,對北伐造成了阻礙,但他這一生,也曾為民主和進步貢獻過很大的力量,他對于國家和故土一直有著十分深切的愛意。
即便是晚年居于海外,也依舊關心著國內,在百年之后,也交代后人要將自己的尸骨帶回到故土,永遠安息在家鄉的泥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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