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內部面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沖擊，外部不斷遭受西方列強的侵凌，整個國家危在旦夕。為了救亡圖存，一些人拉起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氣候，興起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

但甲午海戰的慘敗，又打醒了他們，光靠學習西方技術是救不了中國的，必須要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于是乎以梁啟超、康有為為首的知識分子和社會名流，主張施行君主立憲。

他們的主張甚至得到了清廷的認可，嘗試了一番預備立憲。但結果卻是，直到辛亥革命爆發，君主立憲制始終都沒能在清廷得到切實的慣行，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筆者個人以為，大清之所以推行不了君主立憲制，最為根本的原因就是，梁啟超和康有為立憲訴求，忽視了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政治文化背景下，立憲和君主之間存在著天然且尖銳的內在沖突。

所謂的君主立憲制，說白了就是通過一項全新的制度去限制君主的權力，甚至乎讓君主完全成為了一個沒有絲毫實際權力的花架子，僅僅作為全體國民的象征性代表而已。

這套制度之所以能夠在西方運行的了，而中國卻行不通，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一是當時西方的資產階級力量足夠強大，而中國的資產階級就實在是太弱了；二是西方的君主是有神性的，而中國的帝王沒有神性！

一個沒有神性的帝王就沒有資格去代表全體國民！

西方君主的權力，是通過神賦予的，也就是所謂的君權神授，所以就具有了神性；而中國的帝王，講究的是受命于天。但中國的天不能等同于西方的神或上帝，天的概念其實指的是一種秩序，能夠讓世間萬物都有序運行的規則，也就是所謂的天道。只要你帝王不按照天道的規則來運行，自然會有另一位天之驕子，來將你取代。

所以，在這樣的一種政治文化中，中國的帝王是不具有神性的，所以也就不能成為全體國民的代表，自然也就缺少了君主立憲生存的土壤。